对比上述两则案例，董监高与员工具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主观过错，违反公司章程或者内部制度导致公司受损的赔偿比例分别为100%和20%，有较大的悬殊。导致这一悬殊的依据是什么？公司应当对这两类案件采取怎样的区别措施进行防范和应对？本文将结合审判实践中董监高与普通员工的失职赔偿责任纠纷进行分析比较，并分别给出应对建议。

一、董监高失职责任认定

（一）勤勉义务

《公司法》（2018年修订，以下简称“现行《公司法》”）第147条对董监高规定了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忠实义务在现行《公司法》第148条进行了“列举+兜底”方式的明确，但是对于勤勉义务现行《公司法》没有的明确的界定。忠实义务主要是针对董监高人员利用职位上的便利谋取其自身或者第三方的利益，损害公司的利益，具有职位上的特殊性且主观上多为故意。而本文将主要聚焦于相似场景下董监高与普通员工的失职责任认定标准和赔偿范围的差异，因此主要聚焦于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失职行为导致公司受损的情况，故将只对董监高未尽到勤勉义务时的责任认定进行分析。

结合案例，以下为不同法院在判决中对勤勉义务进行的界定：

此外，《公司法》（2023年修订，以下简称“新《公司法》”）第180条也对勤勉义务进行界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负有勤勉义务，执行职务应当为公司的最大利益尽到管理者通常应有的合理注意。”

在上述对勤勉义务的界定中强调了董监高的合理注意义务，并需要结合相关人员所在岗位、专业知识、工作经验，是否属于一般的商业判断等多种因素。因此，公司或相关主体在主张确认董监高之损害公司利益责任时，需要根据构成要件和相关责任认定的标准承担相应举证责任。

（二）审判实践中主要的关注焦点

董监高违反勤勉义务对公司造成损害的责任认定，适用《民法典·侵权责任》第1165条规定的一般侵权的过错责任原则。故在审判实践中，对董监高责任的认定需要满足过错责任的认定要件，即主张损害赔偿的一方应当证明存在侵权行为、造成损害结果、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侵权方的主观过错程度。在此基础上，董监高违反勤勉义务的侵权纠纷中，公司还需要证明董监高的身份、职责权限，违反了法律法规或公司章程，和其他根据个案情况要求举证的事实，才能确认董监高的失职责任。

1. 责任主体是否适格

确认董监高违反勤勉义务损害公司利益责任时，法院将根据工商登记及公司章程确定相关责任人员的职位。根据现行《公司法》的规定，董监高包括：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原告需要承担证明被告为董监高人员或实际实施相关职权的举证责任。

实践中，对于已经卸任董监高职位，但其在职期间已经进行了相关失职行为，或者根据实践和章程实际实施相关职权的，也同时认定承担责任。案例如下：

新《公司法》第180条、第192条还对此做出“影子董事”的规定，即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他实际有相应权限的人员，应当承担违反勤勉义务的责任或者连带责任。

2. 起诉主体是否适格

根据现行《公司法》第151条，董监高违反勤勉义务引发的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中，可以作为起诉方的主体及顺位为：公司、公司监事会（监事）或董事会（执行董事）、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或股份有限公司连续180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1%以上股份的股东。

因此，股东若希望以其自身名义作为原告提起股东代表诉讼，要求董监高承担失职责任的，需要履行法定的前置程序无果之后，才能成为适格的原告。并且对现行《公司法》第151条规定的事前程序及紧急情况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案例如下：

3. 违反勤勉义务的客观失职行为及主观过错

如上所述，现行《公司法》并未就勤勉义务进行明确的规定。司法实践中主要强调责任主体违反了一般的合理注意义务。这需要结合一般的经验和个案的特殊因素，故而进一步增加了原告证明被告存在主观过错的难度，相当一部分原告的举证没有获得法院的认可。根据审判实践，如果原告可以举证证明被告董监高的失职行为存在明确的违反法律、法规或公司章程的情况，将有较大可能被认定为董监高违反了合理注意义务，并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以下案例中，公司不能举证公司章程中规定了被告董监高的相应职责，也不能证明被告董监高有违反公司章程的行为，故公司的主张未得到支持。

根据案例，公司以内部制度、董监高的入职承诺等作为证据，不能作为认定董监高违反勤勉义务的直接依据。相比之下，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是判断董监高违反注意义务和勤勉义务的最为直接的标准。在达到此标准的情况下，法院较大可能确认董监高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主观过错。

在现行《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并未就勤勉义务及合理注意义务进行明确列举和规定时，公司章程是个案中公司举证违反勤勉义务及合理注意义务的最有效的依据。首先，现行《公司法》第11条、第148条、第149条等明确规定董监高应当接受公司章程的约束；其次，公司章程中对董监高职责权限、工作流程等的规定可以最大程度贴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和内部管理需要。因此，在公司章程中合理有效地规定董监高人员的岗位及职责划分、工作权限和流程是公司可以事前有效防范风险的重要手段之一。

4. 是否造成损害及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公司在遭受损害后，应当证明损失的实际发生和具体金额，此处应当注意区分，相关损失是否是公司本身经营难以避免的日常支出，也就是相关损失是否与被告董监高人员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司法实践中，若原告方不能具体证明其实际损失，或者虽然被告存在失职行为但无法证明损失与被告失职行为的因果关系，原告的主张将无法得到支持：

5. 赔偿比例的确定

结合前述认定董监高失职致使公司遭受损害的责任认定标准，在原告可以达到举证要求的情况下，董监高人员违反勤勉义务的应赔偿公司遭受的全部损失。

可见，公司在主张董监高承担相应的失职赔偿责任的前提是，公司可以证明其有明显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的行为，进而违反了合理注意义务。而一旦公司做好了事前防范工作，章程中有明确的规定，达到举证要求，其要求全额赔偿的主张就有很大的可能得到支持。

二、普通员工失职责任认定

（一）法律依据

非董监高的普通员工存在过失行为导致公司受损的场景下，劳动合同相关法律法规目前缺少直接要求员工进行损害赔偿的法律依据。因此，该类纠纷适用《民法典·侵权责任》第1165条规定的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一般侵权责任纠纷的规则进行处理。原告需要根据过错责任原则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在此基础上，《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16条规定，公司可以根据劳动合同的约定对员工给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要求其赔偿，公司可以通过扣减工资的方式获得赔偿，但每月扣除不可超过20%，且员工剩余工资不可以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该规定在为公司提供救济途径的同时也对扣除工资的比例进行了限制。

公司在据此进行劳动合同中的相关条款约定时应当注意，《劳动合同法》第25条同时禁止了公司与员工约定除了竞业禁止、保密义务和服务期限制以外的违约金条款。因此，公司不能以违约的主张要求员工赔偿相应的金额，约定员工失职的违约金条款也将被视为无效。

（二）案例分析

在实践中，公司作为原告起诉普通员工要求对其失职产生的损害承担责任的案件具有劳动争议案件属性，需要完成劳动仲裁的前置程序。仲裁机构与法院基于其劳动争议属性也将倾向于保护员工的利益。在确定损害赔偿责任时，法院倾向于在公司和员工之间合理分配风险和损失，员工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害，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属于公司自行承担的经营风险。在核定员工的赔偿金额时，法院还会考虑员工的岗位特殊性、工资收入、主观过错、公司内部制度和岗位培训等诸多因素，确认较低的赔偿比例。可供参考的案例如下：

综上，公司要求员工对其失职导致的公司损失进行赔偿时，除了需要对一般侵权责任认定要件进行举证外，还需要证明相关损失不是公司的日常经营风险，并结合员工的工作经验、职位等具体因素证明员工的主观过错程度和因果关系。审判实践中，公司的主张若想得到支持，还需要根据个案情况证明其有完善的内部制度和标准、已经进行了相关培训，或者公司和员工之间有相关约定等等。公司在履行了举证责任之后，也不能对员工赔偿的比例有过高的期待，员工只能基于其过错和收入水平承担小部分的赔偿。

三、比较分析

（一）法律依据的基础不同

在董监高失职导致公司利益受损的案件中，原告可以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中规定董监高相应的职责内容要求其承担相应的勤勉义务，出发点是避免董监高利用其职权谋取私利，或者怠于履行其职责导致公司及其股东的利益受到损害。

在普通员工失职导致的公司利益受损的案件中，公司主要基于劳动法相关规定、劳动合同以及《民法典》中侵权损害赔偿的规定要求员工承担责任。而从《工资支付条例》及劳动法的规定来看，立法目的是进一步限制公司对员工的索赔，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益。这类案件的劳动纠纷属性导致会自然地保护劳动者的利益。公司章程不能约束普通员工的工作行为，公司可以劳动合同约定、公司内部制度等作为主张员工失职的依据。

（二）举证责任的侧重不同

董监高失职与员工失职导致公司利益受损的案件中，原则上用人单位都需要按照侵权损害过错责任原则承担举证责任，即举证相关责任主体适格、有侵权行为、导致了侵权损害、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责任主体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主观过错。

而具体到个案中对主观过错的认定方面，普通员工主观过错的认定要严格很多。在审判实践中，侧重于对董监高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中的岗位职责和工作要求的证明，若其未能满足相应合理注意义务的要求，则需要承担责任。而对于普通员工，公司往往被要求证明其对员工进行了完善的培训、建立了规范的制度规范和操作流程等，才可以证明员工的重大过失和故意超出了一般可以容忍的限度，进而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

（三）赔偿责任认定考虑的因素不同

对董监高失职责任的认定，主要的考虑因素是董监高是否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这很大程度取决于公司对董监高实际行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的证明。

对普通员工失职导致公司受损的案件，法院认为公司应当在一定程度上承担员工失职造成的后果，因为这是经营风险的一部分。此外，出于对员工的保护，一般情况下，法院也不会要求员工承担与其收入情况有巨大偏差的赔偿金额。故而，在普通员工失职索赔案件中，公司很难获得较高比例的赔偿，更不用说全额赔偿，所以公司在此场景下应当做好索赔结果预期和诉讼成本管理。

四、公司的防范与保护

（一）针对董监高违反勤勉义务的情况

根据前述分析，公司需要在公司的章程设置、日常管理和事后追责等过程中采取适宜的对策才能够更好地防范和应对风险，具体建议如下：

1. 完善公司的章程设置

根据前述案例，要求董监高承担失职赔偿责任的主张得到支持的关键在于证明其有明显的违反合理注意义务的行为，进而需要承担违反勤勉义务的责任。证明董监高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将是最为直接和有效的证据。对此，公司在事前可以做的就是完善公司章程的内容。

建议公司在公司章程中设置明确的董监高岗位清单，以及对应的职责权限、内部控制、工作流程制度等；并结合公司管理层和业务的实际情况，对董监高管理行为在有较大风险的领域进行专门的规定。这样一来，在相关纠纷发生后，公司就可以援引公司章程的内容作为要求董监高承担责任的直接依据，同时，章程中的内容也可以在公司日常管理中起到监督和威慑的作用。

另外，公司应当谨慎选择要求董监高另行签订相关承诺函或者内部制度的方式来约束董监高的职务行为，因为根据案例，相关内部规定和承诺是否可以作为要求董监高承担失职责任的依据并未有明确定论，部分案例中没有认可其对违反勤勉义务的证明效力。

2. 事后追责过程中应当谨慎采取应对措施

实践中，有很多案例虽然法院已经确认了董监高人员的失职责任，但是未能支持全额赔偿的主张，究其原因是根据个案事后追责过程中诉讼请求选择、当事人之间达成协议等的特殊原因导致。本文选择部分此类案例如下：

因此，在损害发生后，尽管公司有足够的信心可以完成举证，确认董监高的失职责任，但也应当及时寻求专业的法律及诉讼建议，采取最为有效的诉讼策略，谨慎与对方达成解决和惩处协议，以免因此损失原本可以得到的赔偿。

3. 董监高履职责任险

新《公司法》第193条，首次明确引入了董事责任保险条款。实践中，在有能力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情况下，公司可以给包括董监高在内的其他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通过这一方式，保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担因为董监高失职行为给第三方造成损害致使公司承担对外责任的负担。

（二）针对普通员工失职的情况

公司在要求普通员工承担失职损害赔偿责任时，存在如下阻碍和困难：一是，公司需要承担更重的举证责任，尤其在确定员工的主观过错方面。二是，只能获得较低比例的赔偿。因此，公司更应当做好事前防范和事中监管，尽可能避免此类事故的发生。具体建议如下：

1. 与员工明确约定失职的赔偿责任和赔偿方式

根据前文列举的追究员工承担失职责任的法律依据，在劳动合同相关法律法规中没有可以直接要求员工赔偿侵权损害的条款，《工资支付条例》中也仅仅规定了赔偿的限制金额，但是提供了可以根据劳动合同具体条款内容进行责任约定的这一救济路径。

故建议公司可以通过劳动合同中设置条款、另行签订协议或者颁布内部员工制度的方式，与员工约定相应的赔偿义务，如：设定赔偿比例、扣减奖金福利、设置浮动工资等。此外，相关条款在签订时应当进行提示，并获得员工的专门同意，避免因被认定为加重员工责任的格式条款被视为无效。

公司应当注意，与员工约定的赔偿责任条款或惩罚条款时，不能以违约金条款的形式进行约定，应当谨慎设置条款内容，并寻求合规建议，否则将因为违反《劳动合同法》第25条的规定，被认定为无效。

2. 进行内部培训、完善合规制度

对于容易发生失误、事故的关键岗位，公司应当制定统一的操作流程、审批标准并在实际经营中严格落实。包括操作流程、审批标准、失职赔偿责任在内的内部劳动制度应当经过民主程序和公式程序，保证相关制度程序合规，并被公司全部员工所熟知。对于关键岗位的员工应当进行定期、系统、有针对性的培训，告知员工在日常工作中的注意事项和风险防范指南。

公司不仅可以以此在事前预防相关事故和失职行为的发生，同时也可以在发生相关失职损害后，作为证明公司已经尽到合规管理义务的证据，进一步提升认定侵权责任、获得损害赔偿的可能。

3. 完善岗位职责划分，保存完整的工作记录

公司应当完善不同岗位之间的职责划分，并且可以在相关规章及工作记录有迹可循。严格落实每一个环节的工作流程，并落实每一个员工和岗位的执行和工作划分。对于整个流程的工作、审核、签字等工作记录，应当完整地存档保存。这样不仅可以督促员工认真负责对待本职工作，并且可以在事后作为责任追究和举证的依据。

结语

回到文首的两则案例，在公司都较大程度达到了举证责任的要求之后，董监高赔付比例为100%而普通员工的赔付比例为20%。这样的悬殊，可以理解为法律制度及司法实践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彰显，也可以理解为法律对董监高人员注意义务和综合素质有较高的期待和要求；但是对于公司而言，这更是可能无法得到完全赔偿的现实和进行诉讼预期管理和承担举证责任的真实参考。因此，与其损害发生后在诉讼中“死磕”，公司更应该针对不同责任主体采取不同的对策，完善企业内部监督、合规制度和工作流程管理，积极寻求合规建议，进行事前、事中全流程的风险防范，并在损害发生后的追责过程中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以完善的举证作为自己的底牌，进而谋求更稳健地经营和发展。